劫波险渡第一个倒台的元帅差点是他
年，中共高层整风运动由党组织扩展到军队，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军方高层间展开一次整风，以除弊革新、激发活力。时任「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毛泽东钦点，组建「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负责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部署与推行「反教条主义」运动。
运动期间，邓小平对时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有着复杂的态度。为了运动能够「升温」，也为了使「反教条主义」锁定标靶对象，邓小平要求年事已高的刘伯承来京参与会议。
决定刘伯承到会参加整风
邓小平在小组会议上力排众议，直接否决彭德怀认为刘不用来的主张。其目的是迎合毛泽东的意见，让会议的「反教条主义」主题更能聚焦。刘伯承到会，无疑是风助火势。
毛泽东、彭德怀对刘伯承的严批
在毛泽东决定改变会议议程大打「教条主义」后，刘伯承难逃一劫，他是被批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军事学院的创校院长，军中「教条主义」弥漫，他难脱责任，虽然已「南山归蔽庐」，但仍然遭到「缺席批判」；更尴尬的是，在「老战友」邓小平的安排下，他还要奉命赴京准备检讨。
刘在赴京前夜，因思绪起伏而无法成眠；在进京的火车上又失眠，致使左眼发红；到北京以后，因罹患青光眼而眼压飙高，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查材料。「屋漏偏逢连夜雨」，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此时或也因其夫婿政治处境危急而高血压病复发。即便刘氏夫妇接连病倒，政治的压力仍排山倒海地向他们迎面扑来。
对于主导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走向的毛泽东而言，刘伯承来京待命检讨，对于会议正在进行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的确可产生加码、加乘的效果。6月23日，毛泽东在其召集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上说：
「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入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呦。」
毛对刘所作的严厉批判，无疑为全面批刘大开绿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前两天，5月25日，林彪方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其向毛泽东建言军委会议方向后，欲在批刘上再立新功，并不令人意外。彭德怀也与毛泽东一搭一唱相应和。前述6月23日的同一场合，彭德怀表示：「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彭更将批刘「教条主义」结合历史旧事，直称：「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毛泽东顺着彭的话表示：「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唷！」毛、彭唱和下，刘伯承的处境因而益加艰困。
邓小平节制对刘的批判
刘伯承必须抱病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乃是军委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所做成的决定。对于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刘伯承，邓小平是赞同要给予批判的（他在年8月3日写给毛泽东效忠兼自省的信中，仍坚称「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刘一波高于一波的批判，邓小平却有所保留。
在前述的邓小平年所写的信中，对于自己当时针对刘伯承问题与林、彭所作的交锋，有如下回顾：
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甚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甚么作用的。
邓小平在年与杨得志、杨勇、张震就「反教条主义」问题的谈话里，还表示他当时曾直接就刘的问题向毛泽东反映。邓表示：「『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
邓小平这种主张只攻刘伯承「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扯其他的态度，在年7月19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大会讲话中，有较完整的表述：
”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邓小平亲自为刘伯承战时指挥能力与功劳作证，足让林、彭哑口无言，影响到了会议对刘愈渐失焦的批判，毛泽东也开始察觉。6月29日，毛泽东在其召集的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上，针对刘伯承与萧克的问题分别表示：
”萧克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有资产阶级思想、军阀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刘伯承同志是党内很老的同志，基本上是好的，很有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没有破除迷信，有自卑感。两头没搞好。一头是他到中央苏区时没有搞好，一头是革命胜利后在军事学院一段没有搞好。中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表现都好，这段时间长，工作好，很努力。所以两头短，中间长；两头小，中间大。”
毛在讲话中还提到要刘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开会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至于萧克就没那么幸运了，毛表示：「萧克是要发言检讨的。萧克的错误是严重的。」当毛讲到对刘的评价时，邓小平也见缝插针地从旁表示：「刘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伯承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对刘伯承的大会检讨
邓小平在6月中为了顺从毛泽东的意图，透过军委领导人半请半押地让刘伯承到会；6月底，也是邓小平，又将刘伯承竖立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标兵”，以防会议”反教条主义”批判过热到全面烧焦、烧糊的地步。显然他也是紧随毛泽东调门的变化。毛泽东虽然也为刘伯承讲了点好话，并表示刘无须到会检讨，但还是要刘”表示个态度”。说穿了，就是刘必须为其”教条主义”错误表达悔悟，以示毛泽东”反教条主义”政策的正确。如何让刘顺利”交卷”，使刘看起来像一名被党抢救过来的”标兵”，邓小平颇费思量。
陈锡联回忆：邓小平在中央与军方高层为刘伯承说项后，邓表示:”还让我去看望一下刘伯承，请他写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自己不能写，让别人代写也可以”。邓的意思很明显，要刘作发言检讨，形式上的需要乃大于内容实质。
但刘伯承对此却很认真地看待。陈锡联回忆：
”我去了，把小平同志的意见也转告了。刘伯承说：我写，我自己写，我不找别人”。出来后，我看汪荣华在掉眼泪，忙问是怎么回事。她说：刘老的眼睛快瞎了，青光眼很严重。我急忙打电话给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个情况。小平同志大声说：不要写了，事情会弄清楚的。
这位右眼已瞎、左眼又浊的元帅说到做到。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下属体贴地为他撰写检讨发言的草稿，并主动分摊责任。然而，刘读后不满意要求改写，最后干脆自己动手伏案“大加修改，着重检讨自己”。刘伯承坚持要写，固然是因为毛泽东曾言要他”表示个态度”，而且没有一个适切的表态，军委会议里被发动起来的”群众”，也不会轻易让他过关；从刘伯承的官方传记所披露的数据来看，另外也不乏一种可能：刘自己做的虽是一个违心的检讨，但多少仍可在其中吐露一些实情，以曲笔的方式为己辩诬。
被要求“表个态度”的还有一人，即刻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栽了跟斗的粟裕，在写完检讨报告后即交代秘书呈送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审阅。粟裕给彭、林看检讨报告，主要因两人为军中两大”龙头”；粟交给邓看，则因邓代表中央召开元帅会议，大有来头。刘伯承「眼盲心不盲」，也知道邓小平在会议中的关键角色。他完成检讨发言稿后，也交送邓审阅与处理。
邓小平处置的方式是自己不表态而让毛泽东裁决。7月8日，邓小平将刘准备在会议上讲话的发言稿批报毛泽东：”这是伯承同志的发言稿，他要我们帮他看看。我已打印几份送几位同志帮他看看。现先送（这）一份看看。”邓小平心里可能的想法是：他此前已帮刘伯承部分解围了，也就是将对刘的批判缩限在「教条主义」问题上，现在刘主要就「教条主义」问题作检讨，自己也就不宜再多说甚么了。而且刘在检讨稿中所表示的态度，是否吻合毛泽东的心意，即毛在6月29日要刘表示的“态度”，也只有毛本人说了算。邓借此进一步向毛示忠。
毛泽东第二天就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写得很好。所附七大讲话一段，也好的。”（七大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定）刘伯承的检讨内容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邓小平不敢轻慢，随即向批判会上的大大小小的”反教条主义”积极分子做工作，要求放过刘。其实，当初”反教条主义”的高涨，推手还不是邓！
邓小平首先尝试打通对刘伯承还怀有”革命义愤”、认为不能就此了事的军队高级领导人的思想。邓在高层开会时表示：“这事我看就差不多了，眼睛快瞎了。”7月9日，邓小平会同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等人研究刘伯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的有关事宜。同日，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联席会上传达毛泽东所言的「刘〔伯承〕是好人犯错误，萧克是坏人」。无一不是为了让刘伯承在预定10日进行的大会检讨能顺利过关先行布置。
7月10日乃为同情刘伯承的人所痛心的日子。衰衰老矣、病痛缠身的刘伯承，在他人的搀扶下登台检讨。然而，与刘作检讨的政治气氛极不搭配的是，台下将官听众衣装笔挺、正襟危坐，他们在”有罪〔教条主义〕在身”的刘伯承检讨发言结束后，对刘竟报以热烈的掌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幕后的疏通，邓的”老战友”能体面离场。
邓小平在22年以后强调，在年”反教条主义”之时：“迫于毛主席的决定，进行了批判，但我还是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刘帅。”但是事情的实际过程，显然较他的此番说词更为复杂与曲折。因为正是邓小平将刘伯承架上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满足了毛泽东藉由批判刘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树立自己独尊的军事权威地位的心意，并痛快地一了他与刘之间的历史私怨。在此过程中，刘身心饱受煎熬，险些翻船。只是当刘被整到颜面尽扫后，邓出面稍事缓颊，使刘在“”大教条主义者”这顶政治高帽铁定戴牢、并包揽所有错误责任的前提下，终于涉险过关，躲开了十大元帅中第一个倒台的厄运。（一年后，参与批刘的彭德怀以“反党集团首领”被彻底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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